陕北行，九十年代西行漫记（一）

三暮

八十年代中期隐约感到了陕北民间文化的复兴，四五年过后，黄土地的文化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我。陕北的民间文化艺术让我魂牵梦萦，每一首著名的陕北民歌背后都有一个扣人心弦的动人故事；安塞腰鼓雄振四方，走出国门打向世界；安塞剪纸铰活了日子剪亮了世界；安塞农民画神笔出天巧美韵靡世界。过去从北京到延安必经西安北上，我决定这次改变行程路线：经山西吕梁过黄河走绥德到延安。这几年听说时常有车匪路霸骚扰乘客，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征途。

1990年4月8日（农历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三）从北京坐火车次日凌晨3：30就到了山西介休，原以为汽车票不好买，没想到坐长途汽车的人并不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还没有民工潮、旅游潮，或许是车船大幅度提价后遏制了人们出行的欲望？1990年山西乃至全国还没有什么像样的高速公路，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高路险，早晨6：15从山西介休出发到了下午2：30才到陕西绥德，区区行程212公里，走了8小时，按一般速度来看，此司机开的车速稍慢了一点儿，但看到沿途不时有翻倒的汽车，心里才对司机的稳重放了心。我在绥德没有停留，接着乘下午3：00开出的绥德至延安汽车继续向前行。司机也是为了赶到延安回家吃晚饭，车开的飞快，颠簸的有时从座位上弹起，几乎头要碰到车顶，看到路边的反光标志已经连成了一条银色的亮带，简直爽呆了，晚上7：30就到了延安，算下来走山西这条线只要一天半就到，显然比走西安要快的多。

清晨在延河大桥边聚集了一帮揽活的打工人，看到这个情景使我想起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面的主人公孙绍平也是在延安东关桥头等着包工头受雇的情形。

每天从延安到安塞县的汽车有七八趟，发车地点就在延安东关桥头。说来也巧，1985年和1990年两次回安塞县都在延安碰到了本村的同一位村民拓治安，两次都是他带我找了一辆顺路车回到村里。他说现在不到山里劳动了，也不外出搞建筑包工，自己也该退休休息了，他开了一个小商店，日子马马虎虎。村里的人效仿，有些人的小商店能赚点微利，有些人赔本赚吆喝，有的干脆认赔出局。 陕北人普遍认为： 土地才是最重要的财富，一个人财富多了，另一个人的就会减少，没有了土地就无法生存。钱财多了也会迷人本性，人的好多劣性是因钱财生出来的，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吃饱穿暖，一生足矣。做买卖虽然可以赚钱，但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清代《延安府志》说，晋商在乡镇集场“盘居渔猎，坐致奇赢”，本地人则“袖手脾脱，莫与争利也”。本地广泛流传一首民歌《十爱钱》，列数钱财对人的危害：“皇王爱钱失天道，胡儿爱钱反天朝，父爱钱子不孝，兄弟们爱钱失同胞，朋友们爱钱断世交，发妯娌们爱钱把家分了……”。陕北还流传一句话叫：“穷不过讨吃，死不过断气”，意为贫穷至极可以讨饭吃，不会让人瞧不起，但“虽贫苦不为盗贼”，财富平均思想在民众中有深厚基础。终究市场经济这股风也逐渐从沿海吹到了内陆山区，延安也开始经历着中国社会巨大的历史变革。

这次回菜园坪给我的印象同1985年相比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点：

1.      盖窑洞的人多。菜园坪新添了无数孔新窑洞，而且到了几乎要再盖新窑洞在村里都找不到地点了，所盖的窑洞大部分是石窑或者是石窑面接口的土窑。村子里被放弃的旧窑洞也有不少，老一辈的人去世后，旧窑洞就被废弃了。

2.      窑洞里的家具增多了，生活面貌改善了。过去村上一般窑洞里就摆两口箱子、几个腌菜的大缸，再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全村普遍家里有了木制桌柜、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因为村里没通电，不然家用电器也会不少。农村没什么人订报纸，报纸是为了糊墙壁使用，收音机成了人们关心天下事的手段，许多人都想买，只是适合农村的品种还不多，现有的收音机品种又完全不适合当地状况。

3.      随着收音机逐步普及，关心时事政治的人增多了。别看陕北老乡深居简出住在山沟里，可谈论起国家大事、议论某个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津津有味。我这次回来，大家都对六·四事件感兴趣，对国家大事有自己的分析头脑，对中央领导推行的政策有赞成（坚定不移抓经济生产，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有批评（社会治安环境差，通货膨胀水平不断居高与自己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深感不满）。

4.      地膜覆盖技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逐步引入到陕北地区，使作物育秧期提前，保持了土壤的湿度和温度，产量大幅度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白色污染，黄土地里到处是破碎的白色地膜，减缓了农作物产量提高的幅度。

5.      白色污染与黑色污染（原油生产过程中的废油废水）并存，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农民怨声载道，大河的水吃不成了，水中不断漂浮着黑色的油块和七彩斑斓的油花，地没法浇灌也种不成了，黄土地里到处是黑色原油板结的土块，还波及到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生存。六七十年代菜园坪周围到处是野鸽子、山鸡、狐狸等各类动物，现在甚也都没了，很少听到各类野物的叫声。乡亲们围着我七嘴八舌，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我回到北京找有关部门反映这里环境污染的情况，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

6.      农民与石油开发商就占地赔款的矛盾日益尖锐。菜园坪村有一个地方叫“金盆湾”，祖辈的风水先生都说那是一块宝地。六七十年代我在金盆湾干农活看见到处是油页岩，我跟老乡们聊天说有油页岩的地质构造通常都说明地下有石油，真没想到二十年后果然在这里钻探到了石油。目前的政策是油井钻到谁包种的地里，就给谁一笔十一年的占地补偿费，每口井大约一万元左右。石油开发商把占地款都交到县石油协调办公室，然后再由县政府发到乡镇，乡里再把钱返还给农民。钱款到了大队还要被过滤一遍，问题就出在这个环节，县、乡政府还有大队是否按时足额把占地款返还给农民。农民失去了土地，买粮过日子就靠这个钱，农民拿不到钱把矛头都集中到了油老板身上，油老板也是有苦难言。陕北油田的农民无奈，掀起了占地款“保卫战”，在通往油井的路上挖深沟，放巨石，毁坏偷盗油井设施，设置各种障碍，使得原油生产不了、运不出去。

7.      人们吃的细粮多了（以陕北发展的观点来看）。说来也怪，陕北的土地不适合种麦子，吃顿白面只是在过年才享用，可如今这个理，不知啥时人们突然想明白过来了，村里普遍不再种麦子，因为小麦不适合当地的土质和气候，产量不高。大家都种豆子，它产量高、适宜陕北环境生长、不费工时，然后拿豆子去换白面、大米等细粮，这样比较合算。

8.      手头的零用钱增多了，主要是油井占地款和植树造林补偿款。许多人在银行还有大量的存款，存上万元已不是天方夜谭。还有一部分是倒卖黑油所得款项，陕北农村老百姓平时没有来钱的经济项目，政府搞封山育林，只留有一部分水浇地、自留地，急需用钱又不能指望从鸡屁股里抠出来。倒是苦了非油区的农民，他们要是获得温饱的经济收入可真是犯了难。解决这个难题的核心是中央、地方和农民三者在石油利益上怎样分配。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陕北人难道不能靠外出务工来提高生活水平吗？陕北人有一个怪现象：留恋黄土地，说死也不外出工作、务工，陕北民谣说得好“球毛擀不成毡，陕北人做不成官。”在改革开放前，历史上陕北人生活困难时都去走西口，讨吃要饭。陕北人团结、抱团、心齐，不愿意单打独斗、一个人远行脱离人群。加上陕北区域相对封闭、自然环境险恶、人员流动性少，所以在全国各地极少看到陕西人特别是陕北人外出工作、务工。这也是为什么陕北原生态文化保存完好的一个原因。

9.      过去一向被人们所崇拜的毛哔叽、双咔叽、灯心绒是人们穿着以显示自己富有的衣料，“尼龙袜子洋买鞋，毛哔叽裤子抖打开。”那是六七十年代贫穷老百姓所崇拜追求向往的穿戴，如今被各种中长化纤取代了，甚至当时连涤卡一类的衣料都不太好买呢。西装一向被城里人看成时髦的衣服，如今农村的青年人穿着也很普遍。陕北人过去爱在头上扎白羊肚手巾，如今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才戴它，大多数男女都普遍戴医院里的那种白帽子。过去一个典型的陕北人的形象是身穿光板羊皮袄，下身穿手工缝制大免当裤，腰扎红色羊毛织的裤带，脚穿婆姨纳的千层底布鞋，头戴白羊肚手巾。 尔格陕北人啥模样？是一个时代衣着变更交替期。女的不管老幼，都爱穿健美裤。男青年穿西装较为普遍，但也有不伦不类的穿法，例如有的身穿西装，头扎白羊肚手巾，脚穿旅游鞋。其实过去戴白羊肚手巾和现在戴白帽子都是为了防尘土。风沙大，躺（刮）黄风是陕北自然景观的一大特色，刮得昏天黑地，白天伸手不见五指 ，窑洞里须得点上煤油灯，煤油灯的光亮在昏天黑地的黄风衬托下发出青蓝色的光。这是因为到处开荒种地，植被稀少，长出一点草木都被羊群啃光了，灌木和树被砍来当生活用柴烧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集体所有制时期种的树，包括果树都所剩无几，单干后就没人爱护了。现在听说联合国给陕北地区拨了种树款，飞机播撒和人力种植一起上，菜园坪村今年2-3月份在对面山上种了许多山茶树。陕北人头扎白羊肚手巾我个人还认为这和古代陕北地区生活的游牧民族生活习性有关，是和陕北人对太阳的赞颂、敬畏、祈祷以及希冀有关。历史上在陕北居住过的民族至少有华族、白翟、匈奴、鲜卑、党项羌与折掘氏等。如，周代以犭严 狁为主，春秋以白翟为主，魏晋北朝以匈奴族（犭严  狁后族）为主。陕北文化工作者认为，日照在陕北民众生活中是最有影响的自然现象。反映在陕北民间舞蹈，以“日”为内容的舞蹈也特别多。以目前在陕北流传最为广泛的秧歌来说，历史上就曾称之为“阳歌”，而陕北大秧歌中核心角色“伞头” 所擎的“日照”，则分明是对“日”崇拜的一种衍变物。

    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方圆几十里各村生活水平差异还是比较明显，就因为菜园坪村生活水平相对较好，外村的女子都愿意往这里嫁，本村的女子外村都争着抢。离菜园坪村相距两里路的野家砭村和五里路的肖官驿村生活水平就不一样。历史上肖官驿村属于秦汉疆界，驿，就是驿站、邮驿，现在山顶上依稀可见当年的烽火台、寨墙。而五里外的菜园坪村则属于北方“蛮人”匈奴、羌族、鲜卑族的势力范围。文化工作者在评价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剪纸和安塞农民画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所说自古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是历代兵家战争要地就是指的这里。上文中提到的本村村民拓志安就是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鲜卑是商代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从大兴安岭一带南迁至西拉木伦河流域。曾归附东汉。匈奴西迁后尽有其故地，留在漠北的匈奴10多万户均并入鲜卑，势力逐渐强盛。公元二世纪中叶首领檀石槐被鲜卑各部推为“大人”，建立包括宇文、慕容、拓跋、段、乞伏等部的军事联盟，分东、中、西三部，各部均置大人统领。东汉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鲜卑以游牧为生，善骑射，所制“角端弓”为古代有名的武器。檀石槐死后鲜卑部落联盟解体。十六国时期鲜卑的慕容、乞伏、宇文、拓跋等部都曾建立政权。特别是拓跋部于5世纪中建立北魏王朝，统治北部中国达140余年，并竭力促使鲜卑人汉化和封建化。内迁的鲜卑人则逐渐转向农业并与汉族融合。一九三五年于右任先生写：“汉族固为其苗裔，而西藏族之羌，回族之安息，苗黎族之禹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之鲜卑。金人之祖且为黄帝之子清，满清则金人之后也。”到了北魏王朝的创始人太祖道武帝拓跋（左‘王’右‘圭’）进入中原，深感猎射游牧的缺陷。到了燕赵地区，更留心先进的中华封建农业文化，对以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更十分敬奉。从长远历史观点来看，公元220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拓跋氏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一作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菜园坪拓家氏族人眼底是蓝颜色，头发发黄而卷曲，依然延续着鲜卑族拓跋氏的血脉。安塞县四大古姓，秦汉边界以外的菜园坪村这边拓家和野家就占了两个。据考证，匈奴、鲜卑族从我国东北牧游到中亚各国，直到多瑙河畔匈牙利平原，凡是地名和人名中带“尔”字都和这些民族有关。例如“准格尔盆地”、“阿尔泰山”、“巴尔喀什湖”，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地名与人名中带“尔”字数不胜数。唐代大诗人李白（七零一－七六二），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安西都户府管辖）。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俄罗斯原来只是东欧一个内陆国家，从沙皇彼得大帝1700-1725年向中亚扩张版图开始到19世纪末，我国西部、北部大片领土被沙俄侵占。匈奴的疆土东面一直到东北亚，西面一直到西域，中国北方整个都是它的势力范围。可见匈奴、鲜卑族当时活动的势力范围之辽阔。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与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匈牙利人与陕北人就有着极其的相似之处。匈牙利的民歌就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的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其实我这次回村里就是想探索安塞的剪纸起源是否就是由这些游牧民族发明并传入的？

    繁星点点，明月当空，山川披上了一层银装，喧闹了一天的肖官驿庙会（每年农历三月十八开始）随着晚间的电影和大戏总算稍微安静了下来。1990年陕北电还不普及，只有主干川道通了高压电线路，绝大多数山村还不通电，电影是在汽油发电机或脚踏发电机带动下开演的。由于发电机的毛病，电影时断时续，这时三三两两的男女向黑暗中走去。平时陕北农村几乎没有业余文化生活，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人们在既自然又闭塞的状态中生活着。西北地区人们繁育自己的后代从不节制，人口失控，人口爆炸，广袤的黄土地还能承受人类的繁衍。山里的农户有的一家17个孩子，一个女孩十几岁结婚生子，直到不能再生了为止。听说江泽民总书记到延安来视察，走在南泥湾，看见一位农妇怀里抱着，手里牵着，周围跟着一大堆大小不一、高低相错、穿着破烂的孩子，问农妇到，“你知道要搞计划生育吗？”该农妇说“我解不下”（陕北话：不懂，不知道）。江泽民马上回头对身边的省委书记说两年内不把计划生育搞上来，你就别当这个官。现在陕西省看来要动真格的了，甚至开动吉普车追剿逃脱结扎的妇女，如果现在因为农忙不能做计划生育，当时要出300元钱，到秋底必须做绝育手术。在县城要求一胎化，如果生了两胎，马上结扎。目前农村普遍四五个孩子，山沟里多的有七八个。人口爆炸的直接后果已经开始惩罚人类自己，安塞县城镇因人口发展而膨胀起来，落实各项政策后吃商品粮及农转非的人多了，在县城待业的青年很多，国营单位容不下的待业人员大量转向个体经营，主要集中在饭馆、小商店、修理等。竞争让广大食客得到实惠，饭菜非常便宜，那时一大碗羊肉才0.5元钱。我在陕北农村吃饭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绿色革命，许多餐具都是老乡自己用木头自制，种菜施农家肥，既有利于生物圈良性循环又不用掏腰包买化肥。这使我想起西德绿党、法国绿色和平组织和美国的人民圣殿派，他们受够了工业化带来的污染之苦，崇尚原始的大自然生活。可是这些绿色组织同现代社会对抗又做过了头。

    陕北人崇拜生殖，除了繁衍后代、延续种姓之外，最根本是经济原因。地广人稀，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才能解决农耕问题。这自然就反映到民间文化的剪纸、绘画和民歌作品中。正如陈山桥在其《安塞人的剪纸艺术》一文中所述，结婚布置洞房，剪纸是必不可少的，讲究也最大。寓意最深，最有趣的是窗子中间的“喜花”，如《蛇盘兔》。“蛇盘兔，必定富”，这是群众的口头语，并进一步解释：十二属相中，男方属蛇，女方属兔，这样的男女婚配家庭才会和睦幸福。蛇，又称小龙，龙为阳，男性；兔为阴，女性，实际是男女婚配的意思。还有《鹰踏兔》（鹰为阳）；《狗撵兔》（天狗为阳），这些都表现阴阳结合、生命生殖繁衍的寓意。曹佃祥剪的《骑猪娃娃》，娃娃一手举鸟（阳），一手举蝎（阴），猪，多子，寓意生殖与多子。还有《石榴坐牡丹》、《娃娃坐莲花》、《鱼儿戏莲花》等剪纸作品，都是祝愿新婚夫妇相亲相爱，生儿育女。高文莲剪的“喜花”中剪出的蝶（音扇）和鱼，“蝶蝶鱼鱼，儿女缠缠”，是儿女多的意思。高如兰剪的“娃娃坐莲花”，有“娃娃坐莲花，两口子好缘法”之说。其它还有“莲生贵子”，剪一个砖花栏的花边图案，说成“莲生贵子扭个扭，小两口能活九十九。”以及祖先崇拜的阴阳形象，都表示某种吉庆的寓意。与新时期陕北民歌不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的时期）旧时期的陕北民歌几乎都是情歌，陕北老乡自己也讲，陕北民歌就是“酸歌”。崇拜生殖再一个原因是和过去匈奴遗留下来的民族习性有关，匈奴人的一个可怕的习惯，掠奴。匈奴民族还有个种姓制度，被匈奴人灭掉的民族因为被种姓，极难恢复，因为人的相貌有一些线粒体遗传的因素，而且由于匈奴人相信多子多福，随着战争的胜利人口生育也变得十分快，所以匈奴人打到哪里就像哪里人。这种不可想象的制度，其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十分有效而且十分厉害，在历史上为许多民族所用，包括早期的汉族，后期的蒙古族，满族，就连西方的所有民族都用过，包括犹太人，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些民族崇尚自身的高贵血统耻与一些被征服民族女人性交，才使这种习俗在西方逐渐消失。阿拉伯民族这种习俗很厉害，所以阿拉伯帝国曾经征服过许多民族并且向他们传播了伊斯兰教。陕北人大多是多民族融和的群体，保留北漠草原民族生活习性不足为怪。

    在陕北农村经济体制中，个体经济已经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医疗合作、赤脚医生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早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赤脚医生要穿鞋，可是穿了鞋的医生谁又愿意到地广人稀的黄土高原来呢？缺医少药使患了病的人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小病忍受，大病等死，因病致穷普遍存在。其实农村最需要预防医学的科普知识。从我对菜园坪村二十年的观注中发现，村里得中风病和肿瘤的人特别多，病人丧失了语言和活动能力，瘫患在炕上。陕北农村不常吃肉蛋，主要以谷物粮食和蔬菜为主，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得心血管疾病？通过观察发现，绝大多数农家炒菜做饭偏爱食猪油，谁家杀猪或到集市上把板油和肥肉买来炼成油坨子，炒菜吃面就把它放进去，成年累月，会使血脂增高，血液粘稠度增加，形成血栓堵塞脑血管，造成中风偏瘫。可是长期吃素又容易血管变脆，硬化，造成脑出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陕北地区严重缺硒，人体缺少硒，极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高血压、肿瘤。从陕北地区人们患克山病和大骨节病也证实了贫硒所导致某些疾病这一点。最使我不能忘却的是这次回村走到张老汉窑门口，他因患偏瘫在炕上躺了十几年，听见我在窑外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喉咙里呜呜示意家人让我进去。他挣扎着要坐起来，嗓音里发出像是我名字的咿呀声，想说话又说不出，眼睛一直看着我，闪出激动的眼泪。我看到他原来饱经沧桑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的脸，如今因长期卧病在炕，惨白的像一张纸，没有一点血色。我俩只能用眼神和手势交换着安抚与同情的信息，我的嗓子也有点哽咽了，后来听村里人打来电话说我走后没多久，张老汉（60出头）便去世了。

    住在大城市久了初到乡间，远离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喧闹噪杂的声音和严重污染的空气，心情格外舒畅。看着那蓝个盈盈的天空清澈透明，不由得深深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好像我敞开了胸怀一下子扑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耳边回响起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的主旋律“初到乡间时的愉快心情”，这种愉快心情也带来了陕北民间文化的春天。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沉寂多年的陕北民间庙会文化外，民歌、剪纸、农民画、腰鼓像地下的石油突然喷薄而出为人们所兴奋、为人们所自豪。几乎可以这样说，这次来陕北的中心主题就是寻找被人们曾经遗忘了的陕北民间文化。而陕北民间文化的主力军就是广大劳动妇女，她们是“民间美术的酵母”，是母系社会在陕北民间文化艺术里的延伸，承传着中华民族五千年非文字发展的历史。

    安塞的剪纸在西欧、北美都有一定声望，听村里乡亲们说咱安塞县有好几个铰花婆姨出了国，主要是去法国、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外国洋人也到村里向婆姨、女子们学习铰花。本村高长荣老汉的大女儿高如兰嫁到了二十里外的白老庄，她是全县少数几个铰花高手之一，凭着对剪纸艺术由衷的爱和执著地追求，一步步营造了自己的艺术领地，被中外艺术界人士誉为“华夏巧妇”。我托人给她捎去话，过几天我去看她。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在菜园坪村生活的那几年常去高长荣老汉家里串门聊天，因为高如兰的妈妈做的一手好米酒，知道我爱喝，总招呼我过去。村里各家的米酒我都喝遍了，老高家的米酒是少数做的香甜可口之一。高长荣是个老党员，在我的印象里他特别能坚持党的原则、保守党的秘密。九·一三林彪事件后，首先向党内传达，消息灵通的我们几个北京人早就在背地私下议论这件事，我看见高老汉从肖官驿村开会回来一脸严肃样子便问他，能不能也向我们讲讲中央的精神？高长荣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是党内秘密，以后会向你们传达的。我们几个听后拍着他的肩膀都哈哈大笑。高老汉的大女儿，正如安塞作家赵连胜所讲，高如兰小时候，她家人口多，光景也比较好，奶奶、母亲常爱剪《抓髻娃娃》图案，用于“招魂驱鬼”，保护全家平安。受她们的熏陶，小时候她也常和庄里的一群女孩一块剪《抓髻娃娃》等作品玩耍，比赛看谁巧，谁剪得好。春节前后，大人们都忙做针线和年茶饭，她就把过年买下的红纸，按照自己对艺术的欣赏，不停地剪空中飞的鸟和地下跑得禽、畜动物，创造自己需要的文化艺术，把家里的窗子打扮得春意盎然。平时，谁剪下的花好看，她看一眼就会，回到家后，也就偷偷地练习剪。由于她心灵手巧，到了十七八岁，庄里人做鞋剪小花，都请她剪。以后她嫁娶到白老庄村，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她的剪纸艺术不断提高，近一步开拓了自己的艺术领地。

高如兰的剪纸，造型古朴，想象大胆，具有极为丰富的艺术、美学、民俗、历史、考古、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的内涵，是研究我国北方文化与民俗的重要史料。如她剪的《抓髻娃娃》，虽然是一位少女成熟的造型，但却内涵了古老的文化观念。过去，安塞风俗，女子未出嫁前，头发总要扎成两个抓髻，分别竖在头的两侧，有点类似现在女孩子的“羊角辫”。安塞民歌唱道：“抓髻拨来来，婆家快娶来”。“拨来来”是抓髻上下晃动的意思。说明少女已经成熟：“干妹子好来实在好，走起路来就像水上漂”。高高的胸脯，窈窕的身材，优美的姿势，连头上的抓髻也有节奏地来回摆动着——该出嫁了。这种抓髻，直到结婚的当天，举行“盘头”仪式时，才能拆取，意结束少女时代，从此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的剪纸把少女头上的抓髻大胆、夸张地变形为两只鸡，并且在衣服上也站上鸡，是一种巧妙地艺术构思。用鸡的跳跃、飞腾来表示少女已经成熟，“抓髻拨来来”的姿态，真是何其生动、形象、优美！这种把抓髻处理成两只鸡的表现手法和图案——与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商代青玉女佩完全一样。它是商代民俗的延续发展和文化传统的记录。她的《抓髻娃娃》中，少女一手举鸟（阳），一手举兔（阴），寓意少女已成熟，盼望早找婆家生子。它是原始社会人们对生殖图腾的崇拜，是生命的呐喊，生命的赞歌，也是中国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国民间的延续，具有很高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整幅作品，鸟、兔、鸡，写虚，人写实，虚实对照，相得益彰，把少女成熟的姿态和盼望早找婆家生子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生动、优美，真切感人，真是一幅绝妙的艺术品！这幅作品，很受中外艺术家与群众的赞赏和喜爱，争相购买、收藏。再如她剪的《回头望金鸡》，把鸡的尾巴变成一朵大莲花，既是金鸡探莲花，男女调情的意思，又是“锦（金鸡）上添花”的谐音，祝愿夫妇白头偕老，生活过得一年更比一年好，一年更比一年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高如兰嫁到白老庄后，共生了三个儿子，生活比较艰苦。加之，丈夫又于1982年过早地去世了，当时三个儿子只成就了一个，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她来维持。这对于一个山村女人来说，是够艰难的了！丈夫去世的打击和生活的艰辛，使她秀发染霜，过早地苍白了。所以在她以后的剪纸中，作品大都是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以祝愿夫妇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婚姻圆满，生活美好为主。如她剪的《娃娃坐莲花》，就有“娃娃坐莲花，两口子好缘法”之说。再如她剪的《凤》，把凤的尾巴变成一朵牡丹，发展为“凤凰戏牡丹”，就是祝愿夫妇相亲相爱，生儿育女，白头偕老，永远沉浸于幸福的喜悦之中的意思。高如兰由于家庭的负担和生活的辛酸，一生共创作了100 多幅剪纸作品。然而在她的作品中，却极少有痛苦和伤痕的表现，总是表达着一种积极向上，健康有力的情怀，抒发自己对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因而她的作品很受人们的喜爱。中央美院的一些师生和国外艺术界的客人，也经常到她家学习、考察、购买剪纸作品。  

我去白老庄拜访高如兰，看到她早已不是在菜园坪时风华正茂的样子，岁月的年轮悄悄地爬上了她那饱经沧桑的额头。她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拿起剪子铰了许多最经典的剪纸作品送给我。“国外邀请你去做文化交流为甚不去？”我有点不解地问她，高如兰说舍不得家里的杂事、未成年的娃娃和农活。

临别时他们全家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劝他们留步，但他们全家在脑畔上驻足目送了许久，我都走出好老远回头见他们一家还看着我，突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不仅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1970年，我从陕北安塞去远在湖北的“五七干校”探望挨批斗的父亲和母亲，在返回宿舍的围湖大堤上我默默地走着，几步一回头，看见黄昏中两三里路远的父亲一直还在向我招手，这使我几乎热泪夺眶。文革时父亲和母亲自顾不暇，我去延安临行他们都不能送别，而这次离别他们还不能远送，我们只能遥相招手。陕北老乡待人接物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在我心灵深处，一生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算上这回只有两次。这两次刻骨铭心的回忆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却。

安塞县境内有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13处，龙山文化遗址160处，大多沿着延河流域分布。黄河流域乃至安塞地区发现的历史文物和众多洞窟留下了先人的文化活动痕迹 。北魏统治者为了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佛的高大形象，进一步宣扬君权神授，他们征集了大批民工和石匠，先后在平城附近的云冈和洛阳城外的龙门，劈山削崖，开凿了许多石窟，雕刻了许多佛像，让人们到那里去顶礼膜拜。安塞境内自北魏开始也有不少著名的石窟，例如云品寺石窟、建华寺石窟，以后唐、宋、元各朝代所建石窟已发现的多达11处。建立石窟是为了让人们去膜拜，寺庙也就必然发展起来了，安塞现在发现的古寺庙就有7处。寺庙里除了有塑像外，壁画等绘画艺术得到了发展。 寺庙里的许多壁画栩栩如生、寓意深刻，令人拍案叫绝。

安塞民间文化四要素（剪纸、农民画、腰鼓、民歌）是外界认识陕北及安塞民间文化的一把钥匙，是这四种民间文化形式带给人们的视觉和其他感官冲击才使人们更加关注陕北这片黄土地和陕北文化。之外还有许多其它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并且牢牢地打上了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粗犷豪放、雄浑古朴、热情奔放历史烙印。 总结了史学家和陕北文化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安塞的地理位置处于以汉民族为主体，农耕为经济基础，较为先进的封建制度和以草原民族为主体，以狩猎、牧游为经济基础，部落氏族统治的奴隶制度互相争夺的要冲，是游牧文化对原生农业文化的冲击、叠压甚至是覆盖，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双生共存。特别是两汉以来设置郡县、向西北大规模移民，提升了农业文化对游牧文化的融汇优势，加上北魏以来鲜卑族人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黄河流域的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跟汉族逐渐融合起来，使北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接受汉族的影响，黄河流域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民族消失了，一些民族转化了，包括更多的移民后裔也都变成了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他们所携的民族文化与地区文化，也自然地融合于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母体之中，共同滋养、培育着陕北民间文化这朵艺术之花。

陕北文化工作者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指出，农业文化在全面发展过程中对游牧民族文化的吸收、融汇逐步完成。外来农作物如小麦、牟（大麦），面食加工，畜牧业生产技艺，皮毛制作技艺，胡服、蹋床、腰鼓、唢响等逐渐成为陕北居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甚至远在欧洲多瑙河畔的匈牙利也受到陕北民间文化的影响。陕北民间艺术方面的许多文化样式如民歌、舞蹈、杂技、石雕、石刻、绘画等也在逐步发育成熟。

安塞县在陕北乃至全国都是文化大县，被文化部授予剪纸、农民画、民歌、腰鼓文化之乡，这些不由得引起我对陕北民间文化特别是安塞民间文化的思考和探索：陕北地区留有匈奴活动的深刻印痕，匈奴是马背民族，他们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是靠剪纸、民歌和传说等非文字文化叙写的吗？陕北民间文化的传播者为什么大多是女性？陕北民间文化为什么以非文字形式为主？安塞民间文化四要素产生的历史根源是什么？由于本文题材和篇幅所限，这些问题留作下一篇的陕北行来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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