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行，九十年代西行漫记（二）

三暮

    离开陕北又有五年了，拜识(好友)来信说去年(1994年)村里通了电，这无疑是一场“陕北产业革命”，整整比欧美工业革命晚了将近200年，人们摆脱了昏暗的煤油灯，巨大的工业发展前景和美好的现代化生活梦想使村里的陕北人都有点找不到北了，人们纷纷议论能否发展乡镇企业，可他们既不懂专业技术，也找不到好的工农业项目，乡亲们都盼着我回去和他们一道商量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追踪复兴中的陕北民间文化思考，我又一次来到了这块神秘的土地。
    从北京坐373次火车凌晨四点十五分到了山西介休，下了火车摸黑走了三四里路来到长途汽车站，1990年那时介休到绥德汽车票才11元,如今也涨到20.50元，绥德到延安由原来的9.50元涨到15元。山西、陕西路边政策性口号不少，例如“打击车匪路霸”“只生一个诸葛亮，不要三个臭皮匠”，尤其以交通方面的口号最多。沿途正在修火车路基，汽车让道走底河滩，这一段路不平，走走停停耽误了大约两个小时，开到山西柳林轿车才上了柏油路。车过军渡-吴堡黄河大桥时，看见黄河已经没有多少水了，别处都下了雨，可晋、陕北部却雨水稀少，这可真应了清朝光绪年翰林院大学士王培《七笔勾》中的那句“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庄稼都没什么苗儿，远处望去，数不尽的黄土包一座连着一座，只看到星星点点的野草和山包上孤零的杜梨树。下午3点多到绥德，马上4点就有榆林开往西安的汽车，坐在长途汽车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可一觉醒来只见身上，衣服上，所带的行李上已经落了一层厚厚的黄土面，空气中弥漫着土腥味儿，可见缺雨水秧及庄稼也祸及人了。晚上9点半到了延安，还是老样子，我选择了延河饭店，虽然它是一九七二年修建的，相隔已有23年，但因是国营，有完整的住宿保卫制度，也不容易丢东西，二人房间每人9.50元，记得1990年住在这里时不过也就是3元罢了。
    晚上到延安，感到延安生活已不再脱离外界，生活方式和娱乐形式同大中城市几乎一样，卡拉OK和跳舞到处都是，小吃沿街占满了马路。
    全民经商全民看钱，陕北也不例外，要说什么项目能来钱都一古脑儿地往那儿投资。就拿运输来说，每个乡镇集体、个人都买了小面包车，自然方便了沟沟岔岔出行的人，但同时国营汽车运输公司、集体承包运营公司、个体运营商互相之间发生了挣抢客源的矛盾。后来各方做出妥协，从延安到各县乡，商家同等地位竞争，汽车排队，轮到谁，谁出车。从延安到安塞县四十公里小面包车5元，大轿车3元。车上碰到了原菜园坪村老乡拓凤祥，他说村里原来到延安卖服装的有五六个人，其他人都干赔了，目前就剩下他们兄弟俩人，听说挣了二三十万。
    到安塞县后去了县食品公司拓祝安那里歇脚，他的家原来在菜园坪村，九十年代初中国兴起城镇化过程中，他们全家都陆续搬迁到了县城居住，前不久他已退休，大女儿云霞通过招工考试后分在烟酒副食组，各摊位都承包给职工自己经营。大儿子顶替父亲接班在县冷库工作，听说也快黄摊儿了，反正国营企业哪都一样搞不好，我看这也不能全都归到所有制问题上，经济问题有它自己特有的规律和现象。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社会上涌动着姓“社”姓“资”后来发展到姓“公”姓“私”的大争论。1995年初开始一种新的“手抄本”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在京流传。万言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已经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一旦形式允许，组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太长时间。对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我要对陕北经济的发展和菜园坪村乡亲们迫切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愿望，做出我自己独立的判断。

    和我在延安生活那个时代的人,这一次见面觉得他们都老了许多，差不多一个个都跟老头、老婆一样了，黄土高原较强的紫外线容易使人衰老，使孩子们稚嫩的面颊布满红丝，使成年人“面皮晒铁锈，”脸看上去就像黄土高原一样的深邃、沟壑纵横，终日的艰苦劳作和一大群孩子的羁绊，使过去的朝气早就无影无踪了。同几个人谈话，想不想发展乡镇企业，他们都感觉现在有吃有喝就差不多了，要是缺个毛八七的零花钱，到油井上偷点儿黑油倒手一卖，散碎银两就来了。菜园坪村也钻了几口井：金盆湾一带打了一口井，油不多，就再也没人开钻了；耀仙梁上钻了三口井，马神庙坪的底河滩畔上有两口油井，油都比较多。目前的政策是井钻到谁承包的地里就给谁一笔十一年的土地补偿费，每口井大约一万元左右。
    拓庆安过去是生产队长、庙会会长，前不久因坐拖拉机翻了车，把腿砸断了，现在就在门前摆些小百货、小食品维持生计，人也比以前发胖了。拓国安的牛皮癣刚治好又得了胸膜皮癌，听家里人说也就能活两个月，说不定这次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了。他打造的特大号老镢头给我印象深刻，镢头的扇面有一尺多宽，七十年代初在生产队劳动开荒，大家站在黄土坡上排开一字形，比赛看谁刨地多、刨地快，他抡圆了大号老镢头一下是一下，撺得大伙儿刨个浮皮就往前跑，嘻嘻哈哈不亦乐乎，驱赶了劳作一天的疲乏。如今封山育林不能再开荒，这老镢头也歇菜了，无用武之地。
    从安塞地区的地层考古发现证明，远古陕北地质和古生物活动的遗迹变化是由海洋逐渐演变成陆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温带森林与温带草原混交的地区。例如：
    1.安塞县已发现的海洋沉积层红胶泥中的庞大海洋动物龙骨（疑为海生恐龙），当地人称其为“土牛骨”，常把它用在创伤中作止血，以及此海洋动物的牙齿；
    2.距今四亿年古生代泥盆纪时期的鱼化石；
    3.红胶泥、砂石、卵石层中广泛存在的海洋贝壳，还有常与海洋贝壳伴随存在的海螺壳，当地人叫它为挂挂牛；
    4.县文物馆收藏本地区挖掘出土的巨大的夔牛角化石，由此推论身躯庞大，进食植物量惊人，只有热带、亚热带植物繁茂才能提供它生存的环境；
    5.热带、亚热带才有的雌雄草化石；
    6.石油、煤炭的形成；
    7.安塞地区挖掘出的象牙化石，除了已知的猛犸象生活在寒冷地区，现在野生大象多生活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8.在安塞县和子长县分别发现了热带树种，原产于印度尼西亚东北部马鲁古群岛，我国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丁香和原产印度、缅甸、斯里兰卡的菩提树。
    在毛乌素沙漠、内蒙中部遍布的大小湖泊至今还被叫做“海子”，很有可能是大陆板块漂移碰撞隆起，海洋退却后残留下来的。不知道生活在“海子”附近的人品尝这海水到底是什么味道？至少陕北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吃盐还都是赶着毛驴到陕西定边的“盐池”驮盐，这“盐池”也许就是海洋退去，残留的海水蒸发后剩下的盐分，据此判断当时陕北一带的气候干燥。根据现代石油勘探的结果来分析陕北地区和毛乌素沙漠的地质，地壳下的地层是相当平坦的，这也进一步证实陕北地区世界级油气田的形成是由海相环境构成。

    从陕北地区发现的海洋动物化石、热带地区的植物到红胶泥、砂石、卵石所构成的地层，大致可以假想判断远古陕北地质的变迁和气候的变化过程。由于大陆漂移、印度洋不断扩张、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之间发生大陆岩石圈俯冲，使喜马拉雅地区抬高，中更新世以来近200－300万年，开始了造山运动，这一过程至今尚未结束，被抬高的喜玛拉雅地区产生的挤压力如同波纹一样向北北东方向扩散，使青藏高原与滇西、川西南产生了许多褶皱带，这些褶皱带就是现在这一片地区所看到的大峡谷，这些大峡谷大致以喜玛拉雅向北北东方向所产生力的挤压波纹相似，呈西向东南方向弧形排列，使众多河流也由西向东南流动，这一带地层断裂运动变化剧烈。我国境内山脉的走向也呈弧形波纹状排列，一直延伸到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北，而在青藏高原西部山脉走向则完全相反，印度板块的俯冲力作用在青藏高原，使它的西、北、东三个方向衔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层次大圆弧。就这样地壳挤压、抬升的力逐波向陕北地区延伸，把陕北地区的海底地壳抬高，使向东奔流的黄河突然受阻，由于地壳变动是由北北东方向逐波延伸，高度递减，黄河不得不改道向北流淌，远古陕北地区海水冲刷的卵石、砂石与沉积的泥层受地壳抬升后，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红胶泥、砂石和卵石层，在陕北红胶泥与砂石、卵石是伴生的。据此推断，陕北的地质年龄应该在新生代晚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甚至晚于黄河的年龄，因为有了陕北高原的隆起才使得黄河无路可走，折向北流。1760年，G.阿尔杜伊诺把岩石分成三个纪：第一纪为结晶岩；第二纪为含化石的成层岩石；第三纪是半胶结的层状岩石，常含海相贝壳，因此在陕北安塞发现贝壳、海螺壳不足为怪。新生代被称为“哺乳动物时代”或“被子植物时代”。此前，中生代的恐龙和许多海生无脊椎动物灭绝了，到第三纪后期最高等的动物——人类起源于亚洲或非洲。新生代开始时，古地中海比现在大，古欧亚大陆比现在小，古中国和古印度为古地中海所隔，古陕北还处在古地中海中。新生代开始后，地表各个陆块此升彼降，不断分裂，缓慢漂移，相撞接合，逐渐形成今天的海陆分布，喜马拉雅山的耸起导致古陕北浮出古地中海是近200万年的事。陕北石油的形成也始于这一时期，海相生物随古陕北的抬升被埋入地层，也说明古陕北处于古地中海北部的边缘，因为海中浮游生物多处于海的边缘，浮游生物是形成石油的条件之一。陕北煤炭的形成则晚于石油的形成，那时陕北气候温暖、湿润，适于植物生长，是以后煤炭形成的条件。“土牛骨”到底是海洋脊椎动物还是陆生脊椎动物？根据在红胶泥层、砂石层与卵石层出土分析，应该是海生脊椎动物，红胶泥是海洋沉积层。安塞红胶泥层中有大量的“土牛骨”化石，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突然灭绝的呢？根据食物链原理，古陕北地区的古地中海浮游生物在地壳上升过程中死亡，使海里的“土牛骨”失去食物来源，才导致他们突然灭绝了。以此再进一步推论，有“土牛骨”的地方是不是应该就有石油呢？反之，在陕北有石油的地方应该能发现“土牛骨”化石，在安塞这个对应关系是存在的。
    11世纪后半叶，中国北宋时代的学者沈括，根据延州（今陕西省延川县）一带类似竹子（实际上是新芦木）的化石，推断过去的气候比当时温暖潮湿（见《梦溪笔谈》卷二十一）这是对气候变化最早的论述。沈括从地层和生物化石的特征中，判断了地质时期发生过的气候剧变和海陆的演迭。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R.胡克在1686年根据海龟和菊石的化石，作出古代气候比当时暖和的推论，这是欧洲关于气候的最早论述。1840年，瑞士人J.L.R 阿加西根据阿尔卑斯山地的冰川堆积，第一次明确提出地球气候史上曾出现过冰期气候。20世纪初期，德国人A.彭克和E.布吕克纳出版了《冰期的阿尔卑斯》一书，将阿尔卑斯山地第四纪大冰期划分为四个冰期（后又划分成五个冰期），两个冰期之间为比较温暖的间冰期。这种划分，后来被确认为第四纪大冰期分期的国际标准。中国在古冰川的研究中较早地确认了西部山岳冰川，关于东部冰川，也有过大量研究。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对古气候进行了研究。中国竺可桢曾对历史气候做了大量研究，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一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注意。地球起源以来的约46亿年中，气候曾发生过多次剧大变化。现在人们还无法了解地球早期的气候状况，只能通过某些直接和间接的方法推测约20亿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前寒武纪以来，至少出现过多次全球性的大冰期。中生代（2.3-0.67亿年）时的年平均温度在两极附近为8-10℃，低纬度热带地区为25-30℃。新生代（距今约6700万年以来）气候的主要特征是中纬度温度缓慢地下降，而热带地区却无明显变化。距今200万年以前，第四纪大冰期气候是以大陆冰盖和中、高纬度山岳冰川为主要特征，在亚洲冰盖到达贝加尔湖附近。冰期气温平均比现在低8-10℃。间冰期气温比现代高，北极地区气温较现在高10℃以上，低纬度地区也较现在高5-6℃。冰期和间冰期温度的巨大变化导致其他气候要素和自然地理因子的变化：①雨带分布的变化。②雪线的升降。③海平面的升降。④生物群落的迁移。冰后期（约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全球气温逐渐上升，冰川覆盖的面积相应缩小，海平面随之上升，地球气候又进入较为温暖的时期。地质时期气候形成及其演变的原因尚无定论，至少可以肯定，整个地质时期的气候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海洋和大陆分布的变化。冰期和间冰期的更迭使陕北热带植物大批死亡（排除古代、近代人为砍伐破坏的因素），现在保留下来的少数热带植物能在陕北地区生存是与当地地形、地貌的特殊环境分不开的。安塞县发现的丁香生存于老灵山东西向沟内，西面和北面都有高山阻挡冷空气入侵，加上老灵山地处偏僻，环境闭塞，因此丁香得以生存下来。子长县发现的菩提树生长在钟山脚下，周围是石山、石墙，南面向阳，形成了局部温室效应，阻隔了西面、北面的冷空气，加之菩提树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得以存活至今。
    安塞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石油的生成和油气藏的形成都是在特定大地构造单元内的海相环境中进行的。早在1863年，加拿大著名石油地质学家T.S.亨特就阐明了石油的原始物质是低等海洋生物；前苏联地球化学之父B.A.别纳科依在其名著《地球化学概论》中指出，石油是海洋生物生成的；1943年美国地质学家W.E.普赖特再次强调，“石油是未变质的近海成因的海相岩层中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发现石油及天然气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在陕北发现了石油，12世纪，先人们在四川钻成了气井。中国西北部沙漠区，有些地带曾经历了海陆变迁过程，如青藏高原北缘，几亿年前，还是海洋，由于地球板块作用，慢慢隆升为陆地。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的毛乌素沙漠区，有我国唯一的世界级达标的大气田，即陕北大气田，总储量逾千亿立方米。令人望而生畏的沙漠，蕴藏着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在古代人类在利用石器，制造陶器，开发铜、铁、铅、锡等金属矿产时，已经开始初步使用地球物质；在兴修农田水利时，已经在了解土壤性质，在观察火山、地震等自然现象时，已经在探索地壳变动的原因，所以，地质学的经验和知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在古希腊，罗马和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以至西汉，对于地质作用及地壳中的物质的科学记载和解释已有萌芽。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四世纪）等已注意到了地震、火山以及海陆变迁的现象。大约在战国时期成书的我国古籍《山海经》、《禹贡》和《管子》等对于矿物、岩石和土壤以及铁、铜、金、银等矿产都有较为丰富的记载。《管子》一书并已注意到了矿产的共生关系。我国汉代已经开始用煤炭炼铁，发现了陕北的油苗，提出了地圆学说等；公元四世纪，我国已有沧海变桑田的海陆变迁思想。欧洲的中世纪（五世纪到十五世纪）地质学的思想没有得到发展，但是波斯学者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却对矿物的形式和分类、山脉的隆起和侵蚀、沉积作用等发表了较为正确的见解。他大致与我国宋代的沈括（1031-1095）同时，沈括于1086-1093年间提出了华北平原的沉积和西北黄土地区侵蚀切割的关系，论述了化石的成因和太行山的升高等地质现象，并根据化石推断了古气候，发现了磁偏角，考察了陕北的石油等。历史气候与考古方面的研究指出，从距今50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期开始，中国北方平均气温开始略有下降。到了商末周初，即距今3000多年前，出现了一次新冰期，气候较前更趋于冷。气候趋冷是对陕北植被的自然破坏。陕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从先秦开始随着中原农耕文化兼收并蓄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又是一次大规模人为植被破坏，打破陕北生态圈平衡。但是从人类生产活动造成的工业污染角度看，地广人稀使得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还能维持基本的生态平衡。除了石油开采初期带来的部分水、气污染外，陕北基本上还算是一片净土。

井沟坪村

小水电站→

    从陕北的这些实际情况出发，我在来之前设想帮助菜园坪村办一个乡镇企业开发无污染、绿色山野菜加工供应大中城市，经过几天同各位老乡交谈及实地考察把我的打算给否定了：
    1. 离城市和市场太远，周围大中城市少，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商品的成本。地方公路交通基础建设还落后于全国，陕北运输主要靠汽车，按当时的运价，每天的运费要一千元，运到北京汽车至少要跑两天，把这摊派到每斤山野菜身上，无异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2. 就算离陕北较近的大中城市西安、包头、银川、太原，因为我没生活在那些地方，不知当地人是否愿意吃这些东西，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能仓促上马，否则人、财两空。
    3. 陕北人有一种惰性，没有敢于闯的创业精神和敢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这一点就比浙江人差多了。生活稍好一点就不愿意求发展了，另外他们看不见实实在在的好处，没有产、供、销一条龙经济实体，是不肯盲目干这些事情的。
    4. 当地有办工业的条件，有了动力电，如果争取到中央支持老区建设的专项款在陕北投资，在沙滩上建起一个空中楼阁是有可能的，但是农民缺少文化和技术，家族亲朋与钱和财务分不清，与公和私分不清，集体的账目多年来一直混乱，真正办起来后怎样管理？就像在安塞县办了许多国有企业结果相继都垮台了一样，在菜园坪村办一个小厂，难逃噩运；再例如离菜园坪村北10里路的井沟坪村，原来国家建了一个小水电站，不几年就让农民拆毁、偷盗得精光。
    距菜园坪村北30里路的坪桥原来是军事遗址与古战场，从安塞县建华寺的北魏石窟“龙剑之匣”里面的石刻考证，坪桥原来叫“平羌寨”，八十年代前是人民公社所在地，八十年代后改为乡政府所在地，荒凉贫瘠，没有川地，部分地区有沙化出现。可是现在因为有大量的石油开采而成了繁荣热闹的集镇，农民的耕地几乎都被石油开发征购完了，国家一次性补偿11年的征地款，农民就用这几万元买粮吃，他们很少有能参加到工业化的进程中来，那么手中的钱用完吃光怎么办？农民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固定的生活收入，将来生活谁来管，目前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混一天是一天。发展经济过程中有一种产业链现象，上游经济活动会带动下游经济或相伴随的经济发展。石油职工人数多了，吸引了许多农民在集镇街道开办饭馆、商店、修理部、娱乐场所。
    听村里人说，我们在陕北生活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那几年是最苦的年份，吃糠咽菜不说还经常断顿，家家户户窑洞里面摆放一排大缸就是为了多腌酸菜，熬米汤时加的酸菜比米多，差不多天天都喝酸菜粥，人人看上去一脸菜相。天麻麻亮，（上文提及的）生产队长拓庆安就从后庄喊到前庄“杂务了——，出早工了——”，为了节省时间多干活，婆姨们、家里留下的人做饭，熟了以后装入罐中，用扁担挑着送上山来，这时劳动的人们才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坐下来休息吃早饭，饭后十分钟左右便又要开始劳动，如果路远，中午也要家人送饭，直到晚上天黑黑地回家。现在酸菜缸和送饭罐子都已经“退休”，躲在仓窑里退出了历史舞台，你就是掏千元买送饭罐子做收藏都难，根本就没人再生产那玩意儿了。
    通电后每家差不多都有了黑白电视，全村只有三台彩电，一户是拜识（好友）儿子结婚买了一台彩电，另两户是有家属在外面工作。缝纫机、自行车有点过时了，大多数不再自己缝衣服穿，自行车退伍的原因是因为公交面包车一多，人们就不骑自行车了，再说拉油车太多，路面又没铺沥青，有的地段浮土有一尺多厚，人走在黄土路上浮土几乎没到膝盖，川流不息的车扬起黄土遮天蔽日，沙尘散落川道两侧住户窑洞中。洗衣机全村一台，也是拜识的儿子结婚买的。电冰箱开始深入乡村僻壤，大多都是办商店或开饭馆才买呢。九十年代中期安塞县城附近和南部平川面广的地区开始有了星星点点大棚蔬菜种植，要真正把它当作一项产业大面积推广那应该是以后的事情了。过去陕北农民窑里除了结婚时两口箱子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家具，现在组合家具也进入窑洞。可以说1994年陕北电“村村通”工程的开始，就是陕北人现代化生活的开始。
    买卖婚姻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也水涨船高，给女方家里的财礼要5000-8000元左右，结婚时候吃喝、家具、家用电器、衣服、打新窑洞总共约2万元左右，这就算是自古以来的民俗、婚俗吧。陕北农村一孩化几乎没有，普遍2-6个孩子，说什么也要生出个男孩，不然老了无人赡养，家产无人继承，农活无人耕作，姓氏无人承传，人前抬不起头。
    过去陕北农村女孩或已婚妇女是绝无穿裙子的，进入九十年代陕北农村女子穿裙子已不罕见了；女孩子出嫁收的财礼反过来补贴给男孩结婚，两下大体相当，人们就这样生息繁衍，财礼及结婚费用再高，依然挡不住人们娶妻生子的愿望。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早就想把陕北的百合科“名花”栽到花盆里观赏，与拜识一起到背洼山坡上采集十几颗花种，山丹丹花的根部像大蒜一样，上边长着花芽，和野草混长在一起真不好辨认。在窑洞里存放还让老鼠把上边花芽肯吃光了，今年想看开花怕是没戏了。花儿在陕北历史文化的承传中有着特殊意义，它不仅是陕北剪纸中的主要载体，表现人们利用剪纸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剪纸中的花儿、动物和人物的造型还蕴含着陕北地区历史的发展、民族的融合以及陕北剪纸自身的起源。
    仔细研究陕北剪纸及安塞剪纸特别是流传下来的传统古时花样，使人感到安塞剪纸实际就是陕北地区的一部史书，而自古至今这部史书的作者竟然是妇女。人们希望从文字的记叙来寻觅陕北历史的发展踪迹，但是奇怪的是几乎找不到完整翔实的史料，古代和近代该地区的历史记载自然落到非文字的：
    ㈠口口相传民间艺术：如民歌、地方戏曲、陕北说书、唢呐；
      造型艺术：包括剪纸、石刻、画像砖、壁画、肢体造型中的腰鼓和秧歌等。
    ㈡民俗：如生活习俗、婚俗、饮食、岁时纪事、葬礼、名胜古迹、忌讳、方言。
    ㈢宗教、信仰：萨满教、佛教、道教、巫卜与宗教祭祀、祈祷。
    妇女是陕北民间文化的主力军，尤其表现在绘画、剪纸方面。没有文字的游牧民族在陕北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她们利用手中的剪纸担负着记述历史的重任。
    陕北文化繁荣盛衰和人口聚落的繁荣兴盛是一致的。草原各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地区汉族在长城内外不断摩擦，导致陕北高原一带人口聚落大起大落，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陕北处于草原少数民族统治的区域。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划分了农耕区和畜牧区，长城南北一线是农牧业混合区域，长城在古代和近代虽然分割了我国中原农耕区各民族与畜牧区草原各民族的地域，但是长城并没有阻挡中华大地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和互相学习。由于游牧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记叙历史只能靠口头传播、民俗和其他造型艺术比如剪纸，而剪纸中的花草、动物实际就是一种文字符号，反过来说，非文字的民间艺术丰富的地区恰恰都是游牧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影响占优势的地区。从中原迁徙到陝北的男人们则忙于屯田戍边，陕北的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男人们为了温饱和生存，终日付出艰辛的劳作；草原各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男子被要求精于马术、舞刀、射箭和格斗的军事活动，因此牧游民族的历史和陕北地区的历史通过剪纸记叙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妇女身上。这导致陕北和草原游牧区过去在人文历史和科学技术方面少有大的建树，历史上难以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化巨人，反之容易产生与战乱相适应的农民起义和军事领袖。这里不是贬低妇女，而是说非文字的民间文化达不到文字所起的积淀、哲理和思辨作用。
    陕北剪纸大多与生命、生殖、繁衍联系在一起，这种“妇女文化”反映了母系社会习俗的遗迹，游牧民族比中原汉族社会发展迟缓，当中原汉民族进入封建社会时，绝大多数游牧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发展末期到奴隶制社会这一阶段，没有文字的民族是由有“发言权”的妇女用剪纸来承传历史，剪纸充当了早期文字的角色，因为陕北地区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游牧民族统治和控制着。
    妇女成为民间文化主力军的另一个原因源于自身。剪纸艺术最早开始流传于宫廷及士大夫宅邸，成为仕女的“最爱”。“汉妃抱娃宫前耍，巧剪梧桐照窗纱”为唐白居易诗句。妇女们“剪花绣凤”是古老习俗的延续。五千多年来的农耕文化，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家家户户种植桑麻，妇女们个个必须能纺、能织、能剪、能绣。（陈山桥：《花草纹样剪法》）
    看看安塞剪纸古时花样，还使人惊奇地发现与游牧民族的艺术造型和风格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仅使人产生疑问：安塞剪纸或陕北剪纸是否起源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中的匈奴，它不仅是北方边疆各民族的先民，而且也是汉族先民的成员之一。中华文化文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最早产生文明并进入发达文明社会。
    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有两个最大的部族，一支为黄河下游的九黎民族，以牛为图腾，首领就是大名鼎鼎的蚩尤；另外一支则是黄河中游的一个部族，当时叫做诸夏部，以龙为图腾，首领是炎帝。中国古代神话中说，神农帝就是炎帝，也就是该部族的领袖。不过还有一说，是赤帝（此赤帝并非祝融）为炎帝，同神农并非一人，由于年代太过久远，这个已经无从考稽了。那时黄帝所在的部落不过是诸夏部的一支小族而已，因为居住在最北，环境极为恶劣，人丁稀少，可以说根本上不了台面。后来黄帝成了族长，鼓励全族习武，民风彪悍，在诸夏一部中愈发强大起来。最终黄帝不再服从炎帝旗号，其部族在他的率领下，击败了炎帝，成为了诸夏部新的领袖。神话传说中的祝融、共工大战，就是从此演化出来的。其实中间战争估计进行了不知多少代，但由于当时并无历史记载，后人便统一归在了轩辕黄帝的头上。
    黄帝成为诸夏的首领后，在部族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联合和整顿，扩大部族首领的权力，安定农业生产，扩张军备，使诸夏部族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华夏”先民。并且在当时出现了纺织、诗歌、音乐、酒……一类的最初的奢华的东西。‘华夏’二字，其中华，是华美、华丽的意思，夏，是广大的意思。“华夏”可以理解为穿着华丽衣服，住在广阔大地上的人。
    诸夏部落得以发展后，黄帝不再安于黄河北部，开始南侵九黎部。当时九黎虽然不如诸夏发达，但他们已经有了金属武器。中国古代神话中多次提及说，蚩尤有八十一个铜头铁臂的兄弟，其实这里的铜头铁臂就是说那时的九黎部已经掌握了金属装备。九黎部在连续击退九次黄帝的入侵后，黄帝吸取经验，总结出了最早的用兵法则，最后终于击败了九黎，杀死蚩尤，迫使黎人南迁。后人说中国最早的兵法书籍《皇帝阴符经》，就是黄帝所著，不过这只是后人借其名而已。但据历史中的零星记载，估计当时的黄帝确实写下了一套兵法书籍，不过应该没有流传下来。
    黄帝的部落此时得到的更广阔的空间，周围也再没有别的民族的威胁了，便对周围被击散的民族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不压迫、不奴役，而且将当时小的部族都分封了国主。当时炎帝、九黎等被击败的部族除了大部分被黄帝一支所融合外，剩下的部分和一些小的落后部落被分为了蛮、夷、狄、戎四部。
    蛮，是黎人南迁的一部，是后来楚人和今天苗人的先族。中国神话中说黎人被击败后居住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其实真正的黎人都迁到了南方的广密的森林中而已；夷，是黎人留守故乡的一部，就是后来的殷商。当时诸夏、九黎两部族相互交替，统治黄河流域，夏、商、周的替换就是明显的代表；狄，一部可能是鞑靼人的祖先，也有一部分白人，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当时有名的中山国，就是这个部族的一支，中山国人据历史记载，就是亚洲的白色人种，擅长酿酒；戎，可能是一支闪米特人或者闪米特与土著黄人的混血后代，也有可能是与突厥先祖同源的一支白人或混血部族。其时还有古蜀国、昆仑民族等一些只存在于远古历史记载的民族。其中昆仑族应该是亚洲黑色人种。
    到了周朝时，大部分狄戎部游离与中原之外，不断侵凌，后期渐渐形成匈奴这个民族。
    匈奴人原本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在秦国灭六国时，匈奴头曼趁乱攻击中原，占据了陕西河套一带。汉代时在汉军打击下匈奴分为南、北匈奴，一部分汉化，南匈奴融入汉民族在陕甘宁一带定居下来，一部分走上西迁欧洲之路，北匈奴西走到欧洲多瑙河畔，臣服了东、西罗马帝国后，在匈牙利平原定居下来。因此也带走了内蒙、陕北的剪纸和民歌。现代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有很多与中国陕北、内蒙古的民歌曲调相似，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与陕北非常相似，说话的尾音也接近陕北口音。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到“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样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畔建立起国家？”这就是说陕北的剪纸和民歌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中的匈奴，并且在匈奴西迁之前就很早存在了。如果说当时陕北是农耕汉民族文化占统治地位，北匈奴西迁怎么可能把不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剪纸、民歌、胡琴、唢呐带往遥远的欧洲匈牙利？在陕北当地祖辈人世代流传说凡是地名和人名中带有“尔”字都和游牧民族的匈奴活动遗迹有关，根据安塞肖官驿寺庙石碑文、铸钟文有关地名带“尔”字，菜园坪庙湾铸钟文有关人名带“尔”字记载隐约可寻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活动的遗迹。打开地图，从长城以北顺着带“尔”字的地名一路向西寻去，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北匈奴西迁的活动轨迹。那么我们在查查看现在匈牙利人和西亚诸国人的名字是不是多带有“尔”字？在汉武帝那个时代，陕北的民族构成与人口聚落是什么情景呢？根据史料和学者、文化工作者研究说明：商末周初，即距今3000多年前，黄土高原北部不宜于农业的环境因素开始产生，原定居于此的许多农业部族逐渐向南迁徙至关中、晋西南、豫西北平原一带，利用那一带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从事农业生产并使之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农业文化中心亦随之南移，而陕北高原则出现了农业经济向畜牧经济转移的趋势。这种转移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族民为求得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必然由农业居民转为牧业民，形成了新的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部落，甚至演化为畜牧民族，然而他们和相邻的农业聚落文化同源。两汉时为巩固西北边疆，还曾数次向西北一带大规模移民。据《史记》与《汉书》记载，向陕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宁夏平原及河套平原移民总数达数百万。大量内地汉族军民的迁人，必然带入先进的农业文化，提升了农业文化对游牧文化的融汇优势。原活动于这一带的游牧民族，随着方国的解体而消匿，一部分逐水草而北迁，大部分逐步融合于当地的农业居民之中。汉族统治政权建立后，对外采取和亲政策，对内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到汉武帝时达到极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民族和睦、“汉匈一家”，400年互为兄弟的时期。其时，陕北高原一带为北疆的后方，除居住着汉族军民外，还迁人了大量游牧民族。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了休屠王领数万人来降，汉安置降众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称为五属国；东汉初年，匈奴、羌、乌桓等游牧民族大量内徙，公元48年，呼韩邪长孙比率南匈奴四五万人内附，分部屯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等地；凡此种种再加上其他内附的匈奴部落，总数有数十万人，陕北一带当然也不在少数。汉代的陕北，随着徙边汉族军民的大规模迁人，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文化意识在陕北高原一带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带该时期的文物和文献记载较为丰富，陕北米脂县曾出土东汉画像石“农耕图”，是二牛挽杠拉犁，农民双手扶犁深耕。此外，还有农人跟在马后铲粪的“拾粪图” 汉画像石。说明这里部分地区已普遍使用耕牛、铁犁，并重视深耕和施肥细作。铁制工具、陶器、玉器、铜镜、货币等出土量也很大，反映当时工商业也很发达。儒家思想、礼仪、典章制度广泛传播，有的甚至演化成地方习俗（如婚俗、丧俗）。道教在本地区也甚为流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方术大量出现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物中。农业文化在全面发展过程中对游牧民族文化的吸收、融汇也在这一阶段初步完成。外来农作物如小麦、牟（大麦），面食加工，畜牧业生产技艺，皮毛制作技艺，胡服、蹋床、唢响、腰鼓、剪纸等逐渐成为陕北居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从以上陕北地区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演变和构成来看，为陕北剪纸起源于游牧民族的设想，为剪纸充当非文字文化的角色都提出了可能。

     陕北剪纸产生于游牧文化还是中原农耕文化？中华文化文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最早产生文明并进入发达文明社会。剪纸早于纸的发明起源于各游牧民族中。
    据有关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剪纸艺术应起源于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3年），形成于西晋（265—316年），成熟于南北朝（420—581年），发展于隋唐（581—907年），独立于宋元（960—1368年），普及于明清（1368—1911年）。剪纸最早记录出自《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中的剪桐封弟记述了西周初期成王用梧桐叶剪成“圭”赐其弟，封姬虞到唐为侯。西周在“成康之治”时期，周成王的都城在镐京，周族的老家在今陕西、甘肃一带，与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戎族和狄族相邻，是北方少数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区，剪纸技术脱胎于西周时期在皮革、树叶、绢等较薄物质上刻镂纹饰的原始工艺，故有“镂花艺术”之美誉。在纸发明之前剪纸使用最经济、最广泛的原料应该是树叶和皮革，游牧民族是不乏这些原料的，金银箔、丝绸、布匹的昂贵限制了剪纸地发展。没有文字的游牧民族为了记叙本民族的历史利用剪纸中的花草和动物这些文字符号也推动了剪纸（用树叶、皮革、布）的发展。从陕北安塞剪纸的发展过程来看，剪纸在纸发明之前是从画像砖、石刻、泥塑、木刻等造型艺术中脱胎出来的。
    那时剪纸的功能很明确，就是记述历史。据安塞县野家砭村庄怀福说，祖辈人一代代口传，人们就是靠剪纸记载历史，记载农事，剪耕犁、镢头、锄等农具；剪牛、羊、猪、鸡等牲畜；剪尺子、锅碗瓢盆、窑洞等生活用品；剪纺线、耕地、锄地、拦羊、跳秧歌、打腰鼓等农事生活庆典活动；东汉时期纸发明之前人们把这些造型刻在木头上，刻在石头上，塑在红胶泥上，造纸术发明之后这项工作大部分是由妇女完成的。现在收藏于安塞文化馆的出土文物“十二生肖”造型一个是用红胶泥土制作的，另一个是用陶瓷制作的，据推断属于龙山文化，十二生肖记载了人们的生辰年代。安塞白凤兰剪的《牛耕图》、《猴吃鲜桃》、《牛》等都与陕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刻艺术特点很接近，它记载了农事；安塞剪纸白凤兰的《鹿鹤同春》表达了人们崇拜生殖、生命，企盼长寿。西汉建立的安塞老灵山道观中的石刻剪纸造型的花草、动物记载了“土能生万物，地能载三春”，记载了人们的伦理道德取向“唯善为宝”。
    剪纸起源于我国北方黄河流域一带，民族融合与造纸术的传播都推动了剪纸的发展。1959年考古发现南北朝时期（386—581年）新疆古丝绸之路高昌故址出土的“对马”、“对猴”等五幅纸质剪纸，被确认为迄今为止最早的“剪纸化石”。这些剪纸是中原农业民族所为还是游牧民族所为？从魏晋起到南北朝时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融合的已经分不清彼此，北周大贵族杨坚自己是胡汉混血，他逼年幼的周静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他就是隋朝的第一个皇帝隋文帝。有历史学者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是游牧族鲜卑人。游牧民族在汉化过程中都称自己是汉族，例如鲜卑族安塞拓姓都认为自己是汉族大家庭的成员。根据史料记载各游牧民族融入汉民族的过程就是游牧民族有了文字的过程，剪纸也有同化融合现象。这一时期西北、陕北都是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时期，游牧民族剪纸的对花、团花造型影响到隋唐中央政府官员的服饰。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试验成功是在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最早流传到东邻朝鲜，通过朝鲜又传到东瀛；大约在唐代，造纸术又通过西域传向欧洲。北匈奴西迁途中经过了康居、大宛、鄯善等等西域诸国，因此，新疆出土的剪纸实物应该是游牧民族所为。
    从陕北传统剪纸表现内容来看，花草、动物、人物、农事、狩猎，都无不表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文化色彩。原始初民大多都爱绘画，或在地上画，或在岩石上画；游牧民族继承了这个传统，也擅长绘画，他们能状写出各种物象之形。传统剪纸造型渊源于石刻、木刻、汉画像石、岩画等造型，汉画像石的农耕、畜牧、狩猎内容占有很大比重，而神话题材则较为简单，历史题材只有数例，陕北汉画像石的独特内容表现以下几方面：①有表现匈奴等游牧民族生活内容的题材；②有反映漠北才可能有的野骆驼及狩猎场面；③有反映陕北高原田园生活及草原生活的题材。陕北流传下来的剪纸古花样为什么大多以团花的形式出现？这与最早的新疆出土团花、对花剪纸有着深厚的渊源。目前所见的金银器的纹饰主要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图案、人物、建筑等。其中几何图案和动物纹出现于春秋战国，与青铜器上的纹饰基本相同。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金牌饰流行动物纹，如匈奴金牌饰，多为虎、牛、狮、豕等，或两两相对，或相互撕咬。唐代纹饰有了较大发展，以华美富丽的装饰图案著称。其中植物纹多为抽象图案，有折枝花、团花、花结等，动物纹有龙、凤、狮、鹿、鸳鸯、鹦鹉等，后两者皆成对出现。这影响到后来的文学作品当中，例如《西厢记》15章“莺莺小姐看屋子里没有旁人，忙从枕箱里拿出一个淡绿绫子的兜肚来，上面绣着鸳鸯戏莲——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已经绣成了八九，只剩了一个鸳鸯翅膀儿。”唐高祖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草金钩。唐代是团花造型艺术大发展的时期，匈奴金银器的纹饰中造型动物、花草和其他图案两两出现对陕北传统剪纸中的团花剪纸有着深刻的影响（见安塞喜花《方团花》，团花也称转花，分圆转和方转两种）。我国剪纸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游牧民族，早于长江流域文化。有学者认为，陕北剪纸始于元代，元代蒙古游牧民族统一中原，必然给中原带来本民族的民间文化，代代相传，不断繁衍，使其深入家家户户。就像上文提到的非文字的民间艺术丰富的地区恰恰都是游牧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影响占优势的地区，剪纸也是陕北民间文化要素之一，同理陕北传统剪纸也应该受游牧民族民间文化的影响，在造型艺术上多反映游牧民族常见到的花草、动物和人物。安塞枕顶花样《花开富贵》、《石榴坐莲花》、《鱼戏莲》、《金鸡戏牡丹》、《事事如意》、《双桃》、《石榴牡丹》、《石榴坐牡丹》（白凤莲）、《牡丹双石榴》（白凤莲）、《蝶扑瓜》（白凤莲）、《牡丹双鹿》（白凤莲）、等多用对折法剪成，构图对称、饱满、完整，根与枝干造型为扣碗形或鹿头花型，对折、对称、两两相对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金牌饰造型常用的技法。
    古时花样中的鹤、鹿、鹭鸶都是北方草原动物，鹤在水草丰沛的内蒙、东北居多（见安塞墙花《鹤鹿同春》白凤兰，安塞神龛挂帘《鹭鸶探鱼》李秀芳）。狮子、老虎是草原食肉动物（见安塞《虎踩蛇年年发》《艾虎》高金爱，安塞窗花《狮》曹佃祥）。在民间剪纸以及布、泥制的吉祥物或玩具中，对于虎一类猫科动物的表现和描绘上，其独特的视角、奇妙的想象，与草原民族青铜动物纹饰或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狮子或类狮动物记载：1.春秋时《穆天子传》狡猊野马走五百里。2.汉代辞书《尔雅》释兽，狡麂如猫食虎豹。3.《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阿富汗西部赫拉特）有桃拨、师子、犀牛。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一部最早记载狮子的文献。4.《后汉书•顺帝纪》：疏勒国（新疆喀什）献师子、牛。5.唐李白《上云乐》五色狮子，九苞凤凰。6.唐元慎《西凉伎》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7.宋《广韵》曰狡猊狮子猛兽。8.宋《集韵》曰狮秉心甚灵，忠直兽也。陕西有学者指出，“我国汉代已有狮子且是从阿富汗、新疆传入的珍兽，一般百姓难得一见，唐时，狮子已见市井，舞狮与驯狮杂耍已是较为常见的娱乐活动。狮子造型自我国春秋、战国的守墓石兽现存实物看形象非常像狮子，基本上可以认为石狮亦始于汉代。狮子开始传入我国时被养在皇宫御苑，一般人很难见到，我国古代的造型艺术中又有将多种动物特征集于一体而创造出神异怪兽的传统手法，后来狮子已不再是仅供皇家贵族赏玩的珍兽，寻常百姓也能见到，狮子已摆脱宗教的神秘与等级观念的桎梏成为一般百姓喜爱的代表正义、辟除灾难的瑞兽。”从陕北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神兽狮子浮雕来看，陕北剪纸中的狮子应该是从画像石造型演义过来的。西域多为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为了记载狮子的形象，游牧民族可能首先使用剪纸造型、石刻造型、画像石造型去表现它，剪纸中的狮子造型在南方剪纸中则很少见到。鹿是游牧民族耳濡目染的草原特有动物，被专家们称为“活化石”的传统剪纸“鹿衔草”、“倒照鹿”同阴山原始岩画中的鹿造型极为相似，阴山是草原游牧民族匈奴的活动范围（见安塞剪纸墙花《鹿衔草》王占兰、安塞墙花《倒照鹿》胡凤莲、安塞西汉年间古寺庙老灵寺中的石刻剪纸造型《倒照鹿》、安塞枕头顶花《牡丹双鹿》白凤莲）。陕北传统剪纸中的牛、马、羊、骆驼无不都是草原游牧民族常见或特有的动物。
    传统剪纸中的牡丹、莲花、石榴是陕北剪纸中的经典“文字”。石榴属温带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名安石榴。原产地中海区及亚洲西部伊朗、中亚一带至喜马拉雅，据史载，石榴是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从安西带回，最先在陕西临潼种植，现南北各地都有栽培，而以陕西临潼、安徽怀远、山东枣庄、云南蒙自和新疆叶城产的最著名。中亚、西域安西是游牧民族生活地，石榴被游牧民族看成是多子多福的象征。牡丹属芍药科，芍药科的代表种：①牡丹，②芍药。牡丹，特产中国，小灌木，灌木生长在温带森林与温带草原混交的地区；芍药，分布于中国陕西、山西和河北北部，内蒙古和黑龙江，以及俄国西伯利亚一代。古典剪纸中石榴与牡丹组合也说明中原文化的牡丹与西域游牧文化的石榴，两大文化在陕北的融合。莲花。“莲花作为一种纹饰，遍见于古代世界的各个地区，而且它们所表达的信仰和纹饰母题，也颇有雷同之处，因此有的学者便认为各地间曾经存在过莲花纹饰的传播过程。达尔维拉即相当肯定地描绘了莲花纹饰从埃及向东传播至腓尼基、亚述、波斯、印度、中国、日本等地的一条路线”。“莲花从埃及进入腓尼基的石刻之中，并在公元前8世纪进入亚述的石刻中，此后，再传至波斯”。在古代印度、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莲花被认为是具有宗教含义的象征符号。由于莲花生长在水中，花瓣在清晨随着太阳的升起而绽放，傍晚则随着日落而收拢，如此循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于是，莲花更被认为与水和太阳息息相关，莲花与太阳或太阳神结合在一起的纹饰普遍见于古代世界各地。（见安塞剪纸《石榴坐莲花》、安塞团花《石榴牡丹》、《石榴坐牡丹》、《牡丹双石榴》白凤莲、安塞喜花《鱼戏莲》薛玉琴）。延川县土岗乡小程村是个古老的村庄，村中有几孔石窑竟然是千年前匈奴人修建居住的窑洞。左边那孔窑口砌有7块有图案的面石，其顶部和左右两边相接的3块面石均雕刻着莲花，接着两块是牡丹花图案，随之下来的左右两边的石块雕刻着两个赳赳武夫。那两个武夫都是剽悍骁勇的匈奴武士的造型。可见陕北古典剪纸中的花草造型早就在纸发明之前存在于木刻、石刻、金银饰品、泥塑之中。无独有偶，安塞汉代老灵寺保留下来的石刻、安塞古代石窑窑腿、坍塌的寺庙残破石碑中（安塞县菜园坪庙湾残碑）、年代久远的门墩、石栏（菜园坪村）至今都还清晰可辨剪纸造型中的花草、动物、腰鼓造型。陕北剪纸在地域上越向北越能反映传统剪纸的古时花样（根据安塞游牧民族四大古姓氏拓、野、赫、强的分布推测，安塞县肖官驿以北的地区，包括寺沟、拓家坬一道川；菜园坪、野家砭、坪桥一道川古代都是游牧民族栖息地，肖官驿以南则少有游牧民族姓氏。）陕北剪纸花草、动物、人物的造型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取自于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这一代剪纸造型必须在前一代遗留的基础上再继续前进。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条件就是历史的遗留，历史越向前，这种遗留越丰富。遗留在陕北剪纸中就是民间文化的积淀。
    匈奴人崇拜生殖、人口繁衍才能使自己的民族兴旺并生存下来。陕北民间剪纸在内容上，始终围绕“生产、生活、生命（生殖崇拜）”三大主题。流传在这一带的巫俗剪纸和民间用于招魂辟邪的抓髻娃娃剪纸是比较典型的例子。陕北剪纸崇拜生殖与匈奴行为有关，掠奴、和亲、同化、融合的过程也是文化兼收并蓄的过程。

    陕北剪纸是在地域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在其漫长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联结中原地区与北部、西部各游牧民族及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因此，它与周围的文化相互碰撞和影响不可避免。例如影响到唐朝官员的服饰。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陕北剪纸文化既反映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比如花草类牡丹造型），同时也融入来自西方的诸多文化（剪纸中的石榴、莲花、狮子等），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艺术风貌。陕北的文化工作者和学者们认为陕北地区的文化是植入型文化、或移民文化，汉代和明代有两次大规模中原农耕民族迁徙到陕北的高潮，其余年代为游牧民族移入。这就使陕北民间文化有了两个重要性质：①不可避免地使陕北民间文化带有人身依附性，人死艺亡，人走艺绝。这是因为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地广人稀，人就是信息的载体，人的社会性松散，人口迁徙流动，民间文化不易承传、发展、积淀。②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原农耕民族大规模在陕北存在只有汉、大明两个朝代，其余各朝代多为游牧民族存在生活于陕北，所以游牧民间文化在陕北占绝对优势，陕北剪纸自然表现的是游牧民族的文化。但是游牧文化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前代人的文化遗留都会抛失，这样会使历史倒退到原点上。所谓历史的断裂，主要是指人的断裂。陕北这个大舞台真好比红楼梦中甄士隐所释“……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仔细查看鸡形的中国地图，陕北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最捷径、纬度最低且距中原中央政权最近的要地，它像一个楔子插入鸡背形的河套地区，河套地区是黄河流域文明发祥地，比草原其他地区更适合人类居住生活，且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陕北自然便有了和游牧民族最直接、最紧密的接触。例如陕北剪纸就与匈牙利的剪纸有着千丝万缕的因缘，传统陕北剪纸中的狮子造型、石榴造型就是从西亚传过来的，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到歌舞吹奏的胡笳，乃至司空见惯的葡萄 、胡萝卜、石榴、核桃都与游牧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陕北人唱的“信天游”的调，吹的唢呐和剪纸都是当初匈奴人及其他游牧民族留下的。   

    陕北剪纸其实就是游牧民族的“文字”，中国文字也是从西域来的炎黄游牧部落和华夏土著民族混合产生的。文字都产生在大的游牧部落和农业土著混合以后，因为文字最早都来源于象形，想象力不丰富，就无法捕捉到万物之形。有了万物之形这个蓝本，才能浓缩为文字的形。原始初民大多都爱绘画，或在地上画，或在岩石上画；游牧民族继承了这个传统，也擅长绘画，他们能状写出各种物象之形。当他们和农业民族混合后，把他们的绘画才能转到创造文字上，这是很自然的事。游牧民族的优势在于创制文字的形，至于意，则要靠理性思维，这又是农业民族的优势，两种优势+结合，就创制出最古老的文字。陕北的游牧民族在绘画基础上把它演变为剪纸，在纸发明之前，剪纸的造型是石刻、木刻、泥塑、画像石、画像砖，剪纸已经距离真正的文字不远了，因此陕北剪纸是所有陕北民间文化的精髓。
    1995年陕北之行思考和领悟了陕北剪纸的精髓，那么安塞腰鼓是否如人们所说为秦国戍边士卒发明，并把腰鼓作为战斗中必不可少的装备，助阵壮军威，遭敌突袭时，以鼓报警，夺得胜利后，以腰鼓进行舞蹈，欢庆胜利？安塞腰鼓是怎样延续和发展的？这个话题还是留作下次陕北行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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